朱长文周扬周易铸鼎象物周子通书周作人朱端钧的戏剧艺术朱光潜朱方霭周易的美学智慧朱光潜，字孟实，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拥有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观其一生，朱先生一直是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间，尽管朱光潜不问政治、不热心党派之争，但一直心向进步青年。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他说到自己对年轻人的希望，就是要如蔡元培所说的那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那个时候，无论是在说诗、论文，还是谈修养，朱光潜从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一直追求真理。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政治观点也明朗起来，逐渐变得同情并支持。
北平解放前夕，政府搞了个“抢救学人”计划、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在这份名单上，北大校长胡适居首，朱光潜则是第三号人物。但朱光潜断然拒绝了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
这里说明一点：“抢救学人”计划的名单，如去一直没有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蒋介石当局当时从北京接走的第一批人是胡适和陈寅恪两家人，及北大毛子水、北大钱思亮、辅仁大学英千里（英若诚的父亲）、燕京大学张佛泉、黄金鳌等；第二批接走的是清华的校长梅贻琦，以及北平研究院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杨武之（杨振宁父亲），以及董守义、张颐、张起钧、顾毓珍、赵梅伯、江文锦等。
当时，朱光潜的身份是北大教授、文艺研究权威、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士，身兼中央监察委员，还一贯标榜为自由主义作家。正是这诸多复杂的身份和背景，使得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额外关注，并成为代表性人物。
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一文。文中，朱光潜以一个思想改造初步完成者的姿态，不无愧悔地写道：
“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
“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旧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
“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中国。……从的作风到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是走上大路，得到生机。”
在谈及自己学习《宣言》《联共党史》《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时，他深有体会地说：“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他说：“从对于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员，而在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
最后，他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朱光潜的这份《自我检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第一份检讨，首开检讨之先河。
《自我检讨》发表之后，朱光潜还陆续多次撰文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心得体会。如：《关于美感问题》《致留美某同学》《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注：此文未收入《朱光潜全集》）《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与自我批评》《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学习縂路线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等。
朱光潜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通过对比新旧中国的不同，他的感触良多、思想改变很大，心悦诚服地建立起了对、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从上面这些剖析和检讨自己的文章中，就可以了解到他的这段心路历程。在这些”检讨”中，看不到任何的勉强、牵强，有的只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
如去还记得后来报道的一件事。1983年3月，朱光潜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宾四（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曾经这么介绍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朱先生的这句话给如去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是不是员只是个名，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才是实。和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是员的人相比，朱先生的人格高尚何止百倍？！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先生在北京病逝。此去数十年，如去特辑录以上旧事几则、以志缅怀。